法国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华拥有大量经济利益的主要西方列强之一，深度介入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宗教事务，在对华研究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源，为西方汉学研究领域之重镇。法国人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被认为是西方汉学家中最有影响的先驱者之一，他编撰了著名的《中国书目》，并与其他学者于1890年创办了重要的东方学研究期刊《通报》。从1900年到1922年，考狄在《通报》上先后发表了8 位中国名人的讣告。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与外国交涉的中高层级外交洋务官员，包括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第二类为事实上掌握晚清外交通商大权的南北洋通商大臣，包括李鸿章、王文韶和刘坤一；第三类为在朝廷负责国政大事的中枢重臣，包括翁同龢和荣禄。除伍廷芳外，其余7 人均在清末最后十年间相继去世。考狄的讣告篇幅通常不长，短的只有数行，长的也不过一页，所作描述和评论的内容大都较为简洁平实，但从同时代“他者”的角度，特别是从法国人和法国关切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名人的一生，仿若“西洋镜”，有其独特的视角，颇有研究价值。

一、外交洋务官员

外交洋务官员是晚清被迫打开国门后出现的新兴官员阶层，他们通晓外语，深谙洋务，深受西方影响，是外国人接触最多、最为熟悉的大清国官员。考狄讣告中的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即属于这一群体，他们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但都接受过西方教育，在19世纪80年代先后进入李鸿章幕府任职，成为当时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洋务的“关键三人”。考狄于19世纪70年代前后在上海旅居工作过7年，随后在法国受雇参与首批大清船政学员赴欧留学工作，与马建忠、罗丰禄等人有直接交往，后来还一直保持书信往来①法国科学院图书馆考狄档案中保留了其与马建忠的六封法语书信，其中最后一封信写于1897年。参见马骥《高第（考狄）档案中的马建忠法文信函——兼论高第与马建忠关系》，《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6期。，彼此相互了解，因此在讣告中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受教育背景和参与的重要洋务外交活动。

（一）马建忠

马建忠是考狄撰写的系列中国人讣告中的第一位。在1900年《通报》第2 辑第1卷，考狄介绍了马建忠的生平，全文如下②法语原文详见Henri Cordier：Ma Kien-tchong,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 No. 5 (1900), p. 492。：

我们在最近一期刚刚对《马氏文通》做过书评，马建忠1900年9月3日在上海过世的消息令我们非常震惊。他患有哮喘，肺不好，可能由此导致了病亡。马出生于松江泗泾镇一基督徒家庭中，三兄弟中的老幺，受洗时取名Mathias。1877年，他随李凤苞和日意格带领的使团来到法国，进入政治私立学校学习，法学院毕业。回国后，马建忠接替唐景星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为母亲守孝期间重回法国2至3年。去年他曾欧洲旧地重游，到罗马为自己过往的过错忏悔，他的葬礼按基督徒的方式举行。

考狄与马建忠自青年时代即相识，两人交往一直持续到马建忠晚年。1877年，李鸿章派遣大清国第一批船政留欧学生赴英法德三国学习，团队由福州船政局总考工李凤苞和正监督日意格分任华洋监督，马建忠为团队随员，考狄受聘为团队的法文秘书。马建忠留法三年后回国，进入李鸿章幕府从事洋务。1882年底，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代表就越南事务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 Albert Bourée）签订了《李宝协议》，并在1884年《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谭群玉：《马建忠的外交活动》，《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然而在讣告中，考狄并未过多着墨于马建忠的职业生涯，而是强调了他的基督徒身份和葬礼形式，以此显示马建忠的西化并暗示两人在精神层面的共鸣。考狄提及马建忠于1899年曾欧洲旧地重游，但语焉不详。事实上，马建忠转入商界后就积极提倡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近代实业，曾亲赴欧洲募集资金开发山西煤矿。1900年2月，在伦敦招商期间，马建忠还专门拜访老朋友驻英公使罗丰禄，罗丰禄设午宴欢迎并招待其看戏④张德彝在1900年2月5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六）的日记中记载，“巳刻，马眉叔（建忠）来拜，闻其来此系招洋人集股山西开矿”，“即时星使约其午酌，并定明晚观剧，因彼此皆二十年前经李丹崖星使带来水师学堂旧同侣也“。参见张德彝《六述奇》，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51-552页。。因此，仅仅半年后马建忠就突然过世，令考狄感到“非常震惊”，并推测可能是肺部旧疾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