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在13世纪镰仓幕府时代就被留学中国的僧众带至日本。由于受到佛学思想的限制，朱子学在日本的容受缓慢，且无法得到独立发展。为了配合日本社会“忠孝一体观”“家族国家观”的建设，江户时代的知识人开始对朱子《家礼》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借此摆脱禅宗束缚，建构儒教独有的生命礼仪，并进一步对“天理”“道统”“水土”等哲学命题加以“日本化”的容受。

一、名分人伦的“天理观”

朱子在《家礼》的序言中，阐释了“名分之守、爱敬之实”与“冠婚丧祭、仪章度数”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两者悉归于“天理”统协。江户时代（1603—1868，又称“德川时代”）的知识人延续了朱子的这种天理观，认为作为人伦与礼仪基础的“天理”，具有绝对的存在性。天理作为一种“日用之常体”，无时无刻不存在。“盖有天地，然后有人伦，有人伦，然后有礼仪。则无古今无远近，不容于一日离礼而立矣。若夫因时而变，随地而处，则自有当然之宜，而能审查而实体焉，则无往而非天地自然之理矣。”①“礼”的本质就是“理”，礼之“理”包含着“名分”与“人伦”两大核心要素，“名分”是规定尊卑、上下、等级的规则，父子有父子之道，夫妇有夫妇之道，长幼尊卑有长幼尊卑之道；而“人伦”则是人的四端之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对天理流行的一种反映，它的本质就是维系家内礼法规则不至于紊乱的伦理主张。

为了证明这种自然之理的普遍性，江户时代的知识人把丧祭礼中的“神主”制作为容受《家礼》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我邦俗间所为牌子，多云首者，尺寸大小不一，从人所好，皆谓浮屠法。……世儒者恪守考亭法，而谓为先王之礼，遂黜俗间所用者为浮屠法，虽熊泽、伊藤二先生力排宋儒，亦一切遵用考亭法弗敢违。”②为把朱子礼学“去脉络化”，知识人从“神体象数”这一天理概念出发，解构了中国古典礼制的传承路径，淡化了中国学者对礼制变革的贡献，同时也辩称“唐流”与“日本流”无所区别，“但其立之制，此方应有不同，朱子若生于日本，亦为此之《家礼》。”③从而试图论证对中国礼制容受的学理正当性。

“神主”是天地自然之理与名分人伦哲学所共同寄托的载体。天地精神即自然之理；而祭祀诚敬之心，即名分人伦哲学。由于“天理”是一种泛化的存在，所以它必须依托“神主”作为载体而与“人伦”产生沟通；而“神主”之“神”，则又须借助“天理”的感应得以聚集，在“人伦”层面得到彻底的阐发。“人伦有五，而莫切于父子之亲矣，人子当亲之在也，致爱敬有以安其身体，乐其心志焉。则于其终也，必有以慎于其远也，必有以追是人情之自然，而天理之当然也。”①增田谦之：《追远疏节闻录·序》，享保十五年（1730）中村惕斋刊本，第1页。《家礼》中的丧祭礼是日本学者最为重视的两种仪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

在江户时代的礼学思想中，神主作为“理”（人伦）与“神”（名分）的中介，将祭祀仪式所表达的思想传递给自家子孙。“我祖先之鬼，思我之后则同理可知，谨记慎追之而祭如在也。祭时崇敬，常时则远而勤于日业，此事切要，为我子孙者恪守之。是吾辈所祭之鬼也，此外无可祭之鬼神，绝勿祭之。”②水田纪久、有坂隆道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3·富永仲基山片蟠桃》，《无鬼下第十一》，东京：岩波书店，1973年，第573页。象征“天理”的名分与象征“人伦”的爱敬，不仅把朱子学的“气”“理”论讲得非常透彻，也把朱子的礼学思想巧妙地融合进了天理观中。如中井甃庵在依《家礼》丧祭礼而改编的《丧祭私说》一书中说道：“何谓本？伦理是也；何谓实？爱敬是也。本实存焉，至于遵守之笃，履行之久，则夫礼也，亦或不外于斯矣。”③中井甃庵编：《丧祭私说附幽人先生服忌图·序》，宝历十一年（1761）竹山序写本，第4页。“神主”的设置及其学术研究，被江户时代的知识人视为表达“名分”与“爱敬”的双重载体，这也正是从“天理观”解读《家礼》思想的最好例证。

二、日用伦常的“道统观”

中国的“道统”首先源自于“家”。价值伦理在构造时，首先的位阶是“家”，其次的位阶是“国”，再次才是“天下”。“国”与“天下”价值观是“家”这一道统根基的扩大。江户时代的知识人认为，中华道统无他，即《家礼》所阐释的“孝悌之道”而已：“道之昭乎天地之间也，其实行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有目者见，有耳者听；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无不有圣人之道。夫岂谁授而谁受之？此道之所以为大也。”④伊藤东涯：《绍述先生文集》卷8《道统辨》，宝历十一年（1761）古义堂刊本，第10页。“孝悌之道”的特点在于，它与宋儒所谓的“理”一样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所谓鸢飞鱼跃，道在其中，“孝”是先王之道在家内秩序中所展现的一种绝对德性，因“孝在混沌之中，而其生无始。推之后世而无朝夕，无时非孝也，无所不在，无所通生生无终，须臾不可离者也。”⑤中江藤树：《孝经启蒙》，安政三年（1856）江户山城屋佐兵卫刊本，第15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孝是区分人与禽兽的标准，“人物之所以相异者，亦曰孝与不孝而已。”⑥藤井懒斋：《本朝孝子传·后叙》，贞享三年（1686）京都西村孙右卫门刊本，第2—3页。孝悌是人所固有的品格，是“仁”这一本体论得以彰显的手段，而不需要通过所谓变化心性气质来达成，“人之生质粹美，孝乎父，悌乎兄，乃其资之近道者，而遍覆天下之仁。”⑦伊藤东涯：《古学指要》卷下《仁孝辨》，享保四年（1719）京都玉树堂刊本，第26页。那么，先王孝悌之道的延续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呈现的？荻生徂徕给出了见解，他认为日本社会在对中国道统的继承过程中，要分清“制礼者”“传礼者”和“行礼者”这三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