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仅是群体的，更是个体的。个体在对文化群像的领悟与理解中注入个人意志，使之向个人生成，文化就在这种与个体的互动中打上鲜明的个人印记，成为具有个体特色的微观意义系统。甘茂华文化散文集《这方水土》可视作文化个体化的一个样本。文本表明，具有鲜明地域和种族特色的巴文化不仅被作者目击、领悟、记录，更在此种领悟中以自己体验达到文化的个体性重构。

一、相遇是宿命

作者出生于鄂西恩施，青年时代随知青上山下乡活动（1967年）被下放到江西，五年之后又迁徙到山西，又十五年之后回到出生地恩施，之后定居宜昌。在外地漂泊二十余年，其间身份叠经变化：农民、工人、编辑、银行干部、作家、词作家。但无论何种身份，都无法斩断作家的怀乡之思。文本处处是这种深情款款的文字：

“清江不仅给了我们吃的喝的，而且还给了我们用的玩的。我在清江边筛过沙，挑过石头，苦力换来的钱，买过书本，也买过玻璃球。夏天里，清江是天然游泳池。游过对岸，在五峰山脚下有一处冰凉的山泉。用小桶盛满泉水，双手推托着游回来，再提回家，一家人泡西瓜吃，其乐也融融。”

此种文字置于文本固有的语境中，其实不能仅仅理解为情感的发舒，或作家童年记忆的叙事，而是对某种召唤的回应，是与某种从不主动出场而又无处不在的精神的相遇，笔者将此种精神命名为“乡愁”。

作家从故乡出发，二十余年后又回到祖居地，这是一种个人命运的文化隐喻：无论漂泊的时空范围多长多远，故乡的文化之根正如手中的风筝线，始终牵引着漂游的灵魂，时间愈久，地域愈广，牵引力就愈发坚韧，怀乡之思终于显现为不可遏止的回乡冲动，乡愁展现为现实行动，回到祖居地表面看来是个性的选择，本质是对地域与种族文化的追寻与祭奠，是某种宿命式的“回归”。正如作者自白：

难道是巧合吗？上天让我分两次看了三峡的上半截和下半截，是故意吊我的胃口，还是冥冥中另有安排？反正离开家乡鄂西去江西当知青，心情十分沉郁，谁知知青这辈子是个什么结果呢？……人们在告别她的时候，才发觉这条文明大峡谷蕴含的历史文化的上千年记忆，是无法忘却也是无法复制的。

这是对于“宿命”的认知与领悟，甚或是某种“欣然认命”。正如作者所说：“这条文明大峡谷蕴含的历史文化的上千年记忆，是无法忘却也是无法复制的”。当领悟到这种宿命之后，作家的行为变得更为自觉：自觉打量武落钟离山、清江画廊、摆手舞、腊猪蹄、包谷酒；自觉认知祖居地的文化意义；自觉进入祖先文化的深度体验；自觉留住行将灭失的文化旧影。最后，所有自觉凝聚为一种设想：作家要创造一种富有个性化特征的文化系统，作为对祖先、对过往的心仪与祭奠。

二、相看两不厌

人与自然，构成对象化的双方，正是双方的看、关注、打量，构成了互相接纳的基础。站在自然立场看人，一座山峦、一条河流、一片瓦砾沿着人的文化气息走进其精神深处；站在人的立场看自然，澄明的目光使自然的文化精神醒目、鲜明而活跃起来。“看”，使自然的精神气质趋于明朗、鲜活。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方水土》就描述了一个人与山水、历史、故乡互相观待而各自活跃的过程。

庙背后黄牛岩顶那四座灰白色山壁，被阳光照得晃眼。在大江高崖衬托下，黄陵庙显得威严而又尊贵，不仅气势凌人，而且伟岸壮观。我眼睛一亮，在心里呼唤：大禹，别来无恙？……它脚踏滚滚波涛，弓身低头，两只犄角直朝峡岩撞去，仿佛刹那间便会爆发出雷霆万钧之力，使人联想到黄牛助禹开峡的雄奇形象。

可以看出，正是作者的“看”，黄陵庙的伟岸、雄奇、壮观、气势凌人等精神特质一时鲜明起来，向知音、向同类精神、向熟悉的文化气质之生动显发。“我眼睛一亮”，隐喻了一种内心的洞开与敞亮，基于此种敞亮，“我”得以与祖先对话而进入无数年日的时间旅程，领悟历史并对黄牛岩、黄陵庙全面悦纳，黄陵庙也因“我”的悦纳而凸显其意义的“整全”。

“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视觉行为，此中不仅有对对象的召唤，还有对其精神的领悟与理解，更有对主体自我的反思，主体在这种精神的反复回流中获得充实与成长。

每次在长江上独立船头凝眸三峡时，我总是感到了一种诗人的襟怀，一种船工的性情，一种虔诚的宗教般的渴望，让我刻骨铭心……从宜昌到巴东一段，恰恰是三峡长卷中的精彩部分，每次经过这段水路，看峡谷峡江，总觉得百看不厌，还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